只上影视行业冰封期武汉制片人分享疫情各阶段感温兆伦江映蓉衡阳金兴洙翁立友

影视行业冰封期，武汉制片人分享疫情各阶段感受

影视行业冰封期，武汉制片人分享疫情各阶段感受

今天的主人公，是制片人涂毅，他用亲身经历证明，在疫情面前，一位普通儿子、丈夫、父亲的能量有多强

疫情至，灾难袭。

或许，未曾有人想到。进入2020年之后，影视行业不仅没有走出 寒冬期 ，反而进入了更加彻骨的 冰封期 ，整个行业被 冻结 。

而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在武汉的影视人。

他们不仅面临着财务的危机，更直接面对着生命的威胁。

我们采访了数位疫情期间在武汉的影视从业人员，有导演、演员、制片人、公司老板等等刘转亮，请让客户用的到放心产品他们分享了在疫情各个阶段的感受。

他们之中有的人生于武汉，也有的人第一次来到武汉。而有的人，亲戚朋友已不幸被感染。

但他们仍以最坚强的心态去应对，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对武汉的支持、对病毒的抗争。这同样也鼓舞着艰难的影视行业。

本专题，我们将保留受访者最真实的自白，每一篇都将以自述方式呈现。

今天的主人公，是制片人涂毅，他用亲身经历证明，在疫情面前，一位普通儿子、丈夫、父亲的能量有多强大。

以下是他的自述。

我叫涂毅，独生子，今年37岁，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武汉人。目前任职天堂映画的副总，负责商务与广告版块。此刻，正在家中隔离。

从疫情发生到现在，我经历了人生前所未有的震动。母亲因为未知肺炎进入ICU，父亲疑似被传染，整个城市陷入旋涡。

在这期间，我的情绪一度濒临崩溃，但是我不能让自己有事，我必须拼全力保护家人，这是一个普通儿子、丈夫、父亲的。还有，我不能影响他人，这是作为普通市民的义务。

涂毅

我自小在武汉的汉口长大，那里是老城区，人称 老武汉 。较之武昌的文化气息和汉阳的工业化，汉口处处流动着市井烟火，老街老巷交织，江边洋房租界林立，老伙计彼此相熟。

我们武汉伢对吃很讲究，热干面配蛋酒加面窝是早餐的标配。家里来了客人，父母会做排骨藕汤招待。过年的时候，还会吃肉圆子，黄焖圆子，藕夹和豆皮儿。

我喜欢这里的一切，不管是吃一个月不重样的美食，还是某个破破烂烂的角落。

没想到，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如今变为了疫情重灾区，也没想到，生离死别曾离我那么近，那么近

涂毅在家中拍的武汉街道，空无一人

我比绝大多数人更早关注到疫情，不过最开始不了解是什么病。

去年12月中旬，母亲因为要去参加同学会，登上了大清早的公交车。彼时，车厢刚刚清洗完毕，座位上留有很多水迹。母亲见状，想掏纸巾擦干净，结果一个急刹车，她没有站稳，直直倒向了前面，撞得头破血流。

司机马上把她送到了距离最近的医院，也就是武汉市中心医院。那儿离父母家和我自己的家都很近，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也很近。

母亲在中心医院缝了针，随后又做了几次理疗，频次很高。元旦，我和妻儿回去看她，全家人只是当做一般的伤口，没有过多在意。

武汉市中心医院

可是到了1月4日，一切变得不一样。

当天，父亲打告诉我，母亲晚上一直咳嗽、喘得厉害、睡不着觉。我觉得可能是感冒，就说先休息观察一下。接着过了三天，母亲的情况愈发严重，晚上只能在客厅坐着，不能躺下，躺下就会不停咳喘。

父亲果断带着母亲又去中心医院，检查的CT显示双肺感染，疑似病毒性肺炎，需要输液。1月8号，母亲全天在中心医院输液，但是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严重，全身都不舒服。

我的一位姑妈是医生，敏感度比我们高，她向父亲直言，双肺感染很严重，非常危险，最好住院。父亲有点儿慌了。

1月9号上午，按照医嘱，母亲在中心医院打第二针。本来想直接办理住院，但是医生说没有床位，建议我们去金银潭医院。晚上8点左右，父亲再次给我打，让我开车带母亲找医院。

此时，一个念头飞进了我的脑中，瞬间心口一紧，母亲的病可能是最近传言的那种。我想了想，虽然媒体说人之间有限传染，但防范于未然总没错。

我还有妻儿，哪怕母亲得的是流感，也不能由我再传染给他们。所以见到母亲前，我戴上了车里常备的N95口罩，以前我是用它来防雾霾的。我平时的防护意识很强，车里还会备一些常用药物。

我有预感，中心医院没床位，附近的其他医院也是，不如去比较远的医院试试。我把车开到了武汉市第一医院。

即便是晚上，医院急诊的患者仍然很多，我们前面预计有二三十号病人，等待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见到了医生。

她戴着普通的医用口罩，拿到CT片一看，直说母亲的情况很严重，但是他们医院也没有床位。我听后特别着急，不停说好话，母亲63岁了，经不起折腾，大晚上的，我们去找谁呢？

后来那位医生同意去找主任申请，可结果依旧一样，还是要按照急诊处理，不过他们没有把母亲安排在急诊的大通铺病房，而是送到了单独治疗骨折的小房间。

这时候，我还是不清楚母亲的病到底有多危险，认为扛一扛就会过去，甚至觉得过两天会有床位。谁料，事情的发展迅速掐住了我的心脏。

母亲在那个小房间里挺到了11号。三天里，母亲的情况越来越差，主要症状是呼吸不畅，必须用呼吸机吸氧。这期间，都是父亲在照顾她，他们不让我待在那里。我还在上班，戴着口罩上班。

1月12号早上，母亲被转进ICU。

接到消息，我立刻赶到医院，医生让我和父亲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我真的很慌，真的很慌。我们还被告知不能陪床、不能送饭，有任何情况医院会打。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也不能见她，更不能讲话。只能固定在每天下午3点，在医院和医生交流。我只好当即把父亲送回家，然后再回自己家。

就在母亲进入ICU的第二天，父亲发烧了。同时，母亲的医生告诉我这国家对节能、环保提出了更高要求个病没有特效药。

刚开始发烧的时候，父亲没有和我讲，而是我在监控中发现的。平时我担心父母年纪大了会突然晕倒，在家里装了摄像头。

我看到他凌晨4点出门，打问他为什么。这时候，父亲才说自己发烧，去协和医院打针，CT显示单肺感染。

现在想来，父亲应该是轻症。他打的药物是拜复乐，一种高级抗生素。估计他意识到了自己是被母亲传染，怕再传染给我，拒绝我去陪他。

父亲每天去协和医院打针，我就每天询问他情况，同时每天去第一医院了解母亲的病情。

到了父亲打针的第四天，也就是1月16号，我在去第一医院的路上收吻乐队到了他的来电，但说话的是协和的医生，父亲晕倒了！

我脑袋一疼，快要崩溃了！我马上转道去了协和。

那时候的协和已经进入备战状态，单独设置了一个区域治疗发热的人。我在那里，看到大概有上百位病人，医护人员明显数量不够，个个手忙脚乱。

武汉市协和医院

父亲当时躺在诊室里，打过针了，很可能是低血糖导致的晕倒。我送他回了家。母亲已经住进了ICU，我真的很怕父亲再出意外，所以从自己家里搬到了父母家，方便照顾他，也当是我们自己隔离，保护妻儿和其他人。

父亲出现症状，证实这个病会传染。我必须在确保自己安全的前提下照顾他，这样整个家不会都垮掉，我也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我自己在家戴口罩，也让父亲戴上了口罩。我们分开房间住，分开上厕所，每天用84泡腾片消毒。我那个时候很小心用手，车里也带着免洗消毒液，每天出来就用，用到手上像过敏一样，全是伤口。

我也有再去买口罩，当时的医用口罩还是5元一包，10只。加上自己本来也有一些N95，算提前做了储备。

家里出了事情，算我真正认识到未知肺病的可怕。我第一时间和亲戚同事说明了真实情况，提醒他们注意防护。1月13号左右，我就没有再去公司。

父亲总共打了5针，之后又烧了三天，再后来慢慢退烧。这个病有个分水岭，出现呼吸困难预示着生命有危险，还好父亲只是发烧。如果当时父亲再严重一些，我也必须托关系送他到医院。

到了1月23号，父亲几乎没有任何病症，我松了一口气儿。在这之前，母亲也逐渐好转。

武汉市协和医院

母亲在进入ICU之后，医院能做的也只有对症治疗，比如呼吸困难，就用呼吸机，有炎症，就用激素和抗生素。那个时候，我只能相信医生，拜托他们全力去救母亲，我会尽力配合。

在ICU，用的是高浓度的呼吸机。如果还是没用，病人需要插管，把气管切建筑变形丈量规程 JGJ/T 8⑼7开插入呼吸仪器。我叮嘱过医生，到了这一步一定要提前联系我，没有我的允许，不能插管。

后来在ICU的病房外，我看到好多家属坐在门口，一问，都是一样的病，有的人父母两个人都在里面。我觉得情况可能很严重了，那时候还不到1月20号。

ICU注定会有生死离别，我听到一位老人的父亲去世，殡仪馆的人跟他讲，因为往生者体内是未知病毒，遗体必须尽快拉走火化，不能开追悼会，家属也不能陪同。

当时我痛苦极了，全身颤抖，最后一面都不能见吗？我心里好难受，默念阿弥陀佛，祈祷母亲渡过难关。我什么也做不了，无能为力，只能祈祷。

从母亲生病开始，到父亲发烧，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发呆，为什么老天偏偏选中我们家呢？

当然，我也不会完全坐以待毙。母亲在ICU，我爱人拜托了一位中医师傅，煎了一些药给她，虽然医生不同意，也觉得没用，但是我们还是坚持要送，大概送了7次。以前我没有熬过中药，后来轻车熟路。

彻夜熬中药

虽然母亲在里面没有，但我还是想方设法与她交流。我在纸上写了一些话，用胶带贴到中药瓶子上，请医护带进去给她：你要相信医生，医生说你已经一天比一天好了。加油！我们都支持你！

母亲在ICU住了一个星期左右，她的意识始终清醒。逐渐地，病情开始好转，也不再发烧。1月19号左右，母亲转到了普通病房。医院腾出了一栋楼，专门收治同样症状的患者。1月20号，那栋楼被封锁，全部隔离。

母亲出了ICU，父亲好转，我的压力小了一些。我个人的家庭算是熬过去了，但整个疫情变得十分严峻。在1月20号钟南山院士出来讲话后，舆论和武汉人才开始重视起来，绝大多数人戴上了口罩。

2月10日左右，我的母亲经过检测，核酸两次阴性，呼吸明显改善，CT显示有肺部恢复，自己不发烧且感觉明显变好，符合临床四个出院标准，正式出院。到今天，我很感谢收治我母亲的医护人员。

此前医生有和我讲，这个病最狠的地方是容易引发多种并发症，导致器官衰竭。还好，母亲平时身体不错，也很乐观、很坚强，我认为她是自己挺过来了。但是想要完全恢复，也需要三个月。毕竟，鞍山激素和抗生素也会杀死有益的细菌。

涂毅母亲从ICU转入普通病房后，向窗外眺望

母亲从发烧起至最后出院，诊断书写得都是重症肺炎，始终没有确诊是新式肺病，不过我们心里自有判断。我同学的家人也是有症状后一直未确定，比较难过的是，他的家人走了。

母亲的医保卡还压在医院，所有费用疫情结束后再处理。由于各种原因，最开始的治疗费用较高，我同意。但是父亲有些疑问，他打了市长，沟通后减免了几百。我们大概交了一万多元，后来有关部门表示这个病的费用公出，我们也就没再交钱了。

老实讲，母亲生病的时候，我非常非常难受，总是会抱怨，为什么自己这么倒霉？后来发现患难与共的人越来越多，情绪就好了一些。或许这就是个体困境和群体困境的差别。

1月25号之后，因为父母情况稳定，自己也没有症状，我回到了自己的家，开始长时间的隔离生活，看看书，做做饭，陪孩子玩，苦中作乐。现在因为不出门，口罩还有富余，酒精之类的消毒物品快用完了，马上弹尽粮绝。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继续生活。有些事不能指望别人，必须靠我们武汉人自救。我的同事去做了志愿者，我很佩服他。至于购买生活物品，小区会组织团购，我们到门口领。

涂毅所在的小区正在进行消毒

这次疫情难免让其他地区的人对武汉人有偏见，有些骂人的话很伤人。其实很多人是不知情，按照原本的计划出行，本来春节前后就是个交通流动高峰。不过那些知道自己患病还往外跑的人，我们自己也会骂。

经历了这么多事，我也有了更多思考，特别是怎样面对死亡。我马上40岁了，需要正视这个问题。我自己也会看《道德经》和《心经》这些书，有的时候人真的太无助，只能祈祷。

2月6号夜里，我看到文亮医生去世的消息，极度难受，欲哭无泪。后来听说大家要在一个时间段，自发用手电筒纪念他。我也想参与，在家里找了一遍手电筒，没有找到。

2月22号，我翻到日历，上面提醒我明天带着孩子去看奥特曼实景表演。结果现在，我只能自己在家表演奥特曼。

涂毅的日历，画中为武汉的角落

我真的希望奥特曼早日打败怪兽，疫情尽快过去。

目之所及，城景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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